《中国关键七问》(二)钱理群

“我们当时之所以相信毛泽东主义，是因为它说中国有“官僚主义者阶级”，要用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”来解决官僚体制问题。这其实也是1957年北大“右派”发动“社会主义民主运动”所提出的问题，当时的重心也是反特权阶级。” ——钱理群

关于钱理群

钱理群（1939年1月30日—）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、作家，无党派。

他在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研讨会提出的“我们的一些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，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，他们高智商、世俗、老到、善于表演、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。”一语，语惊四座，引起社会热烈反响。

1939 年出生于重庆，父亲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。1949 年父亲随蒋介石迁台，钱理群与母亲留在南京，从此一家未能团圆。

1956 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在北大亲历反右运动。文革期間響應毛主席號召，造反到底，從未當過一天逍遙派。

1971 年林彪事件後，開始反省文革；自許「民間馬克思主義者」，努力為社會主義尋找民主出路。

2007 年於香港出版的鉅著《拒絕遺忘：「1957 年學」研究筆記》，刻劃出反右運動中「右派兄弟姐妹」鮮為人知的精神面貌。同年出版的《我的精神自傳》，呈現出一位獨立思考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堅持、掙扎和自我反省。

2012 年出版《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（1949-2009）：另一种历史书写》( 联经)。

笔记

我爸跟胡适关係不错，受家庭教育的影响，像民主自由这些基本的理念很小时候就渗透在我心裡。但是，国民党后期的统治给我两个印象：一个是专制；另一个就是屈从於美国。所以我对共產党反国民党独裁专制，坚持维护民族独立这些方面，是肯定的。对共產党的革命，我并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

1949到1956年，在南京读中学。那段时期，整个社会空气都比较乐观向上。我是革命传统培养起来的一代，有些精神上坚持的东西，比如说「反对一切对人的压迫、奴役」，其实就是青少年时期革命教育的影响。如果你问我现在的价值理想是什麼，我还是会说：消灭一切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、人奴役人的现象。对弱者的同情，也一向是我的关怀。

反右

那些右派言論我並不同意，或不完全同意，但我認為應該捍衛他們說話的權利。另外，他們提出的問題，比方說「已經出現了特權階級」，我覺得可能還不是那麼嚴重；但如果不及時改正的話，特權階級是可能出現的。

对于反右运动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梳理。反右运动？特权阶级？这不是左派的思想嘛？民主中国

干部子弟特权，红二代。

革命意识和自由民主的冲突

「钱理群有系统的资產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思想。」但是「认识得比较好」，就是说「改造得比较好」。这个鑑定说得没错，但我自己觉得非常痛苦。我发现我的思想一方面受西方影响，但我又是相信革命的。革命意识型态跟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，在我身上打架，搞得很痛苦。

…….

但后来，革命意识型态就越来越“左”了，它遏制思想自由，禁止独立思考，强调绝对服从，要求权力高度集中，思想高度统一。反右之后，它就把人道主义思想、民主自由观念，全当成资产阶级意识型态批判掉、抛弃掉，想要重建一套“兴无产阶级思想，灭资产阶级思想”的革命话语。这套革命话语带有比较浓的专制主义色彩，便和我的民主自由观念起了衝突。所以反右之后，我很矛盾、很痛苦。

期待文革

文革某种程度是我所期待的。反右运动后，确立了一条原则：党的领导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，和基层党领导有不同意见，就是反党，就是反革命。这样就必然造成像我这种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人，和党组织的基层官僚之间产生紧张。我当时没别的想法，就期待一场革命来解决这个矛盾。因此，文革对我并不意外。

陳：文革之前，對基層黨組織不滿的人還不少？

錢：對。

毛澤東是有群眾基礎的，因為有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那裡。

我們當時之所以相信毛澤東主義，是因為它說中國有「官僚主義者階級」，要用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」來解決官僚體制問題。這其實也是1957年北大「右派」發動「社會主義民主運動」所提出的問題，當時的重心也是反特權階級。